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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城突围:沈从文的后半生

发布时间:2014-08-11 13:50:34   来源:搜狐文化  

摘要:张新颖:我在书里稍微谈了一点,1948年,郭沫若批判他,沈从文意识到这个的严重性,但对严重性的认识并不充分。张新颖:就当时而言,张兆和是一个正常的人,沈从文是一个和那个时候的常人不一样的人。

 

  搜狐文化:这本书为什么不选择从历史节点1949年开始?而是自沈从文去颐和园消夏写起,那是紧张时局下一个放松的片刻。

  张新颖:其实,我也曾经打算从1949年开始写。1949年1月沈从文就精神失常,一开篇就写这个,太“烈”了,太刺眼。所以就往前提了半年,这样就有一个缓冲。

  搜狐文化:为什么不是从1948年郭沫若对他的批判开始?那是开启他后半生灾难的转折点。

  张新颖:我在书里稍微谈了一点,1948年,郭沫若批判他,沈从文意识到这个的严重性,但对严重性的认识并不充分。1949年,北大学生以壁报的形式转抄郭沫若的《斥反动文艺》,这些申讨的标语和壁报的打击比郭沫若的文章对他的打击还大。这意味着郭沫若的批判文章变成了一种政治力量,而且是以集体的形式。

  搜狐文化:这本书中,写作者的情感很节制,比如写沈从文哥哥和弟弟遭难等细节。这些碎片式的细节,尽管你不渲染不评判,但给读者造成的感情冲撞很强烈。在写法上是刻意为之吗?

  张新颖:我就是用了一个很笨的写法,整个书的结构是按照年月日这样往前推的一个结构,把事情本身讲清楚。

  搜狐文化:不掺杂自己的判断?

  张新颖:其实到处都有我的判断,你看着像没有判断一样。

  张兆和并不完全理解沈从文但包容了他

  搜狐文化:书中有好几处让人动容。比如,被下放五七干校临走之前,沈从文掏出张兆和写给他的第一封情书,说着说着就哭了。沈从文后半生和张兆和基本上是聚少离多,他们曾经创造了童话般的爱情故事。你如何看待1949年后他们的婚姻?沈从文临终前说“三姐,我对不起你。”“对不起”指向什么?

  张新颖:就当时而言,张兆和是一个正常的人,沈从文是一个和那个时候的常人不一样的人。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更多地理解沈从文,而变得不理解张兆和。张兆和对那个家庭而言特别重要。没有张兆和,那个家庭就完了,沈从文当然也完了。现在有人会说,“张兆和,你怎么那么进步?”不是张兆和那么“进步”,是那样的社会中,人普遍如此。沈从文例外罢了。

  在漫长的婚姻生活中,夫妻间有摩擦,很正常。现在人没有必要夸大这个。这种生活里的摩擦,由一个正常的角度看来,多是沈从文不对。比如说你不按时吃饭,不洗澡,几个月不理发,不正常睡觉,妻子叨唠你两句,不很正常吗?

  1950年以后,沈从文的文物研究有一个很强的意识——研究的东西要有用。有什么用呢?为社会生产服务。所以搞纺织生产的、拍戏拍电影的,还要别的行业的,要用到他的杂文物知识。他就为这些人服务。家里人不断。沈从文做这些事时是特别高兴的,但你家里人整天不断,家庭主妇在家里站都没地方站,有几句怨言太正常了。

  搜狐文化:张兆和不容易。

  张新颖:已经很了不起。能够容忍沈从文这样,我觉得很了不起。

  搜狐文化:书中提到,沈从文为了搞文物研究,自己每个月掏钱给助手。他后半生的经济状况如何?

  张新颖:一直不怎么好吧。他是不存钱的,他们家是不存钱的,他有了钱就花。沈从文这一生挣的钱,仔细算算不算少,但他一直是钱不够花的。(上世纪)三十年代,他开始编教科书,挣的钱就蛮多的了,那时候编教科书挣的比大学老师挣的还多。按照道理来说,(上世纪)三十年代以后,沈从文家经济条件应该是比较宽裕的,可是不宽裕,他们家就是存不下来钱。随手帮了别人,或者买文物,买来的东西也常常送人,一辈子是那么个习惯。你想想,张兆和这个主妇容易吗?

  搜狐文化:张兆和极大地包容了他。或者说,他们的婚姻还是建立在互相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之上的。可以这样理解吗?

  张新颖:可以这样理解。张兆和对沈从文不一定特别理解,但是我觉得,“我不理解你,但还能够包容你”,比“我理解了你包容你”更了不起。后来张兆和那一段很有名的话,说“我不理解他,到最后才慢慢理解”。能这样说,我觉得真了不起。

  他不选择跟国民党走没什么特别的

  搜狐文化:沈从文后半生牵涉到很多人和事,比如和丁玲、郭沫若、范曾等人的纠葛恩怨。这也是很多读者想看到的,但这本书中并没有展开去写。为什么?

  张新颖:我有意识回避了一些,比如说读者可能很想看他和丁玲的关系、他和萧乾的关系。我不愿意把读者的视线拉到那些地方,那些可以演变成八卦的地方——尽管我知道沈从文跟萧乾的关系,如果要写,可以写一本书来。

  搜狐文化:你在书中提到,1949年前后,深感被世界抛弃的沈从文,曾经写信、上门拜访丁玲。作为曾经的挚友,又是新政权下的风云人物,丁玲对他有没有拉一把的想法?

  张新颖:他跟丁玲的分歧,其实不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的,是在上世纪30年代。到1949年之前,这两个人已经走得越来越开了。丁玲是一个新政权的文艺代表,不知道有没有拉一把的想法,即使丁玲想拉他一把,那个拉的方向也不一定是沈从文想要的。或许沈从文想让丁玲拉他一把的那个方向,和丁玲想拉他一把的那个方向不一样。

  搜狐文化:1949年7月16日,沈从文给远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写信,劝他北上。“如果在香港无什么必要,照我看北来学习为合理。”并说汪曾祺、张兆和等“进步”生活很愉快。他自己都被时局逼得发疯自杀,为何还有劝侄子北上的疯狂举动?

  张新颖:这个要从很多方面来讲。这中间,他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——我们这一代人完了,但是下一代人还可以。我们这一代人是不能接受的,没法完全适应新时代的,但是下一代人说不准还可以。比如他举一个例子,比如说汪曾祺就怎么怎么的,他有这样一个想法。他不是那种“英雄”——不是说“我要反对你这个东西”,不是这样的。

  搜狐文化: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心理,他原本有机会南下,跟着国民党走,但最终放弃了。为了给他的后代们创造一个新的教育生活环境么?

  张新颖:这是一个因素,但不是完全因素。那时候不跟国民党走是一种普遍的选择。当时国民党在知识分子眼里的形象,是糟糕到底了。

  所以这个选择对沈从文来说,没什么特别的。当时,国民党去北平“抢救”学者教授,飞机飞回南京时,傅斯年到南京机场迎接,看到一架飞机里面稀稀拉拉走下来那么几个人。在机场里,傅斯年眼泪就下来了,他知道国民党失去了民心,在知识分子里面确实是失去了。所以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夸大沈从文的选择。当时,朱光潜等等,他们对国民党确实太失望了。

  无时无刻不着急手里的活儿

  搜狐文化:在一般人印象中,沈从文的后半生是一个被损害被侮辱的苦难知识分子形象,你笔下的沈从文,在险恶环境中“做着自由的体操”,无时无刻不着急着手里的活儿。为什么会写这样一个沈从文?

  张新颖:我们在理解19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和时代之间关系的时候,其实慢慢形成了一个阐释的模式——政治或者时代的强大压力,摧毁了一代或者几代人。这个阐释模式大体上来说是对的,是不成问题的。但是里面有一些个体特别不一样。大部分人顺从了时代的压力,或者说不得不屈服于时代的压力,所以当极少数人在时代的压力下做出事情就特别了不起,这个了不起的意思是说不仅仅是他们个人了不起,而是说证明人这个物种还值得活下去。

  如果人这个物种被政治、时代力量一摧残,就全部都摧毁了,那就证明人这个物种有问题,毁掉也就毁了。所以正是有那种极少数的知识分子(不仅仅是沈从文一个,在其他领域也有)的坚持,才证明我们人这个种类还有一点点可以值得珍惜,还有可以活下去的价值,否则这个物种就没有价值了。

  搜狐文化:你并不把注意力集中在“时代”“政治”的外力对个体命运的强力式作用,而是沿着个体生命内在的运作去阐述一种个体与时代的关系。这样一种阐释,会不会稀释当下反思文革对个体的戕害这一未完成的历史话题?

  张新颖:张新颖:我特别喜欢这个问题。我写沈从文在时代的压力下“活过来了”,这样说好像会让人以为是说人没有被残酷的时代摧毁,人没有被摧毁,能不能反过来说“文革”这种严酷的时代,带给人的压力不够大,从而稀释了当下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批判,明确地说,不是的。“文革”确实是摧毁性的,从整体上来说是摧残了一代又一代的人,也不仅仅是知识分子,包括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,它的那种血腥,那种暴力,用任何极端的词汇来说,我都觉得不过分。但是即使是这样,也仍然有极个别的人从摧毁里面活过来。如果一个都没有的话,就证明人这个物种的能力不行。

  你刚才提的问题里面特别好,你注意到了沈从文的“着急”,我在写1948年的时候,就说到他一说到文物就很着急。他这个很着急的心态持续了他的后半生,一直到最后临死的时候还是很着急,中间碰到事情也是很着急,很着急要做那些事。这样一个心态,我觉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,为什么很着急?因为他有要做的事儿,要做的事儿是他自己要做的事儿,而不是别人或者外面世界安排给他。我们为什么会跟着潮流跑?因为我们没有“自己要做的事”。

  搜狐文化:一种生命的自主性,是不是可以这样说?

  张新颖:对。

  搜狐文化:对于一个不是特别了解沈从文的人,读了这本书,可能会感叹怎么是这样一个人?每当外力逼得无路可走了,他自己又能发现另一条生命之路。这样一个沈从文让人感觉非常可爱,又很了不起。

  张新颖对。我觉得你的这一感觉特别准,我就是要写出这一面,否则的话,就会重复以前的认识:沈从文多么受苦,受多么大的灾难。而且我可以把这个情绪渲染到很高,激起读者的共鸣更强烈,但是这就是增加了一个受难者的例子,这个当然也有价值,但是这个不是我主要要做的事儿。我就是要写出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人还可以做事,忍受屈辱地做事,他沈从文是那样的人。

  搜狐文化:自1950年代开始,“改造”、“新生”、“再生”的意识萦绕在知识界挥之不去。一部分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或创作生命,拒绝改造;一部分人迎合时代需要通过“自我改造”获得了“新生”。在您这本书里,沈从文的“再生”之路有什么特色?

  张新颖:就是要找到自己的东西。在那种新的环境下,他不写完蛋了,他写也完蛋了。因为你写你要顺从,按照要求来写,写出来的是工具性的东西,完蛋了。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,我不写,作家的生命也完蛋了。一般人是跳不出这个圈子,我要么写,要么不写,要么屈服于这个时代的压力,要么我沉默地跟这个时代对抗。但是对于一个人的事业来说,这些方式都没办法实现自己,都完蛋了,写和不写都完了。问题是沈从文能够从写和不写之间跳出来,找到了一个要做的事儿。

  不从1948年郭沫若批判沈从文开始写

责任编辑:王丹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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