贵阳头条新闻客户端上线

定南旧事

发布时间:2014-08-08 15:57:40   来源:贵阳日报  

摘要:这个地方,叫做普定。我所居住的县城,叫做定南。改革开放以后,我有幸从破败的老城搬到新城居住,但我的记忆,永远定格在那个很久很久以前人们称之为“定南”的到处是小青瓦屋面的老城。

  珍藏于民间的大明宝钞。

  1950年的定南城西门城墙

  普定县大礼堂,今已无存。

  原普定县人民政府旧址,现已无存。

  建于1850年的万寿寺。

  (一)

  这个地方,叫做普定。我所居住的县城,叫做定南。改革开放以后,我有幸从破败的老城搬到新城居住,但我的记忆,永远定格在那个很久很久以前人们称之为“定南”的到处是小青瓦屋面的老城。饮着大龙井的水,听着苍鹰在城的上空长啸,闻着槐花的香味,我不知不觉地在那里度过了我的少年、青年时代。

  定南,这个地名来源于“大明定南所”的摩崖石刻。明洪武十四年(1381年),有个叫顾城的将军在今普定县城筑城守卫,在城的东华山上题写“大明定南所”。当时,这个地方称普里冲蜡尔里。至于“普定”这个名称,早在元宪宗七年(1257年)就有了,当时称普定府。普定府的政治中心在现在的安顺杨武。以后,“普定”这个行政管理区域的中心,一直在今安顺地界。而被顾城题写“大明定南所”的普里冲蜡尔里,在崇贞三年(1630年),称定南守御千户所。在清康熙七年(1668年),设定南汛,分防定南千户所。至民国元年(1912年),今普定县城都未正式称为普定,都属于政治中心在今安顺地域的普定(府、路、县)和安顺府所辖。民国二年(1913年),将安顺府改称安顺县,恢复被安顺府建立时撤销的普定县名称,把县的中心定在定南(即普里冲蜡尔里),以原普定县部分属地为基础,划拨安顺、镇宁、郎岱、织金、平坝各县的插花边地,建成普定县。现在普定县的地域,就是那时形成的,虽然这个叫普定的地方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,但定南这个名称,一直根深蒂固地印在普定人的心中,到县城赶场,都被说成“赶定南去”,县城人到乡下,乡下人都说“是定南来的”。

  定南所是“守御”才设立的,“汛”也是清代的军事单位,从“大明定南所”成立至清代,都是以战争防御为目的的,因此,居住在这个地方的百姓绝不是腰缠万贯的商贾,或书香门第以至大官宦的显赫家庭。居住在这个地方的,大多是以土地为营生的田舍翁或以脚力为营生的贩夫走卒。他们处在朝廷与少数民族对峙的前沿。因此,他们的日子比起安顺的屯堡人还要惊心动魄一些。虽然后来定南城出了伍效高那样的民族资本家,但也是做小生意发起来的。伍效高的父亲伍西堂先前是挑货郎担赶转转场的小贩。在定南根本找不到十代八代是显赫家庭的人家。因此,定南人沿袭着祖上一些磨炼出来的品性:讲义气吃苦耐劳,富有正义感。普定县国民政府曾统计,1938年至1946年,全县有抗战征属2.7万余户。在册阵亡将士76人。

  定南一开始形成,就作为军事单位存在,是当时政治中心“普定”的外围,顾城作为军事长官,也有其独到的战略眼光,当初将“所”选址于此,完全是出于“固若金汤”的军事防御考虑。在城的正东偏北面,是高峻的东华山,之所以称东华,是日出光华灿烂而名;正东偏南是堤台坡,因太平天国石达开部曾在山顶扎营而得名;堤台坡偏南以下,是衙门坡,因政府机构驻于坡下得名。东华山下是县城的北门,衙门坡尾是县城的西门。定南城被三山环抱,河从豹子坡经龙潭自东南往西北环城流过。于是,建东、南、西、北四门。筑有城墙,明朝廷与西堡仡佬族上百年间有五次大规模战争,但定南从未遭受过损失。定南遭受巨大损失,是太平天国石达开残部入贵州,引起当地少数民族起义。同治丙寅年(1866年)6月,起义军攻陷定南,踞城两月。此事件见于县城王家湾墓碑《定南诸先烈墓》,墓志是民国三十四年(1945年)定南书法家毛竹峰所撰,碑文曰:“苗仲合而陷定南城,大肆屠杀,尸横遍野,踞两月。得陈统领率兵追剿以克服。邦人积白骨如丘,葬之,名曰万人坟。”此墓志记载了定南城陷的历史事件。定南城另一次陷落,是在1943年3月27日。《普定县志》记载:陈占高、罗兴武率千余人攻陷普定城,县保卫团将陈罗部众击退。刘淮楚《岩山人的记忆》,更详细些:土匪涌进城门,几户(富户)人家被抢,土匪退出城时,几个胆大的保警兵和街民,在西门外伏击,打死十多个土匪,姓雷姓李的街民用大刀砍了几个。除此两次外,定南县城,一直平安。1949年11月22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一四五团解放普定县城,定南城人大多数还在睡梦之中,第二天早起,中大街街上,到处是解放军战士,躺着、坐着、靠着休息,鸦雀无声,足见军纪之严明。

  我对定南县城之记忆,始于1956年。

  定南多水井,城外优质水井比比皆是,如茶壶井吊井。单说城内,堤台坡上,有三口水井,最好的,常年不断的是东门仓下的乌龟井。文化馆旁边有一口水井,称城隍庙井,一年之中有八个月可饮用,天主堂中有一口深井,水常年不断,工会内也有一井,招待所有井,而北门的大龙井,是县城人的饮水点,县城人称“大井”,而其他的则是“小井”。讲究点的人家,只用小井水洗衣。洗菜都用大井水。清早,就有人挑水卖了。喊卖的声音,短促而有力,要水的人家,开了门,卖水人径直走进去,把水倒在缸里,接了5分钱就走,走时还不忘说声“谢谢”。卖水人多是些智力稍差的人,做其他都不能果腹,做这个最为简单,吹糠见米。然而在卖水中,也有很悲情的事,有个叫大花鞋的男人,30多岁,无父母,孤身一人,担了十多年的水,将小票换为大票,大票又不敢去存银行,常年揣在身上,又不敢往热闹处去,但还是被扒手搞去了。普定人天性诙谐,街头巷尾笑谈:大花鞋学了雷锋。这事件让定南人快活了很久。

  有这么多的水源,定南人的小生意便活了起来,晨起叫卖的声音此起彼伏,最高亢的是卖豆腐的声音,从北门口那边喊过来,常年卖菜豆腐的声音有两个,都是女性,一个背驼一些的调子是“唉豆腐”,腐拖了一个长长的“匪”音;而另一个矮一些是“菜豆腐”,腐字拖了一个长长的“呜”音。这声音划破寂静的山城,在空中荡漾很久很久。听到这声音,没有钟点的人家,便知道,该煮早饭了。有的初开生意的人家,因为没做过,然而又迫于生计,开始时很不好意思,于是就编出更为好听的喊号。中大街有专门卖煮红豆的人家,这一家解放前是地主,解放后男人摊上事去劳改,于是,大儿子出去卖苦力,二儿子煮红豆。这卖红豆的喊是:咿哟,红豆喽!声调平抑而悠长。新上任的卖红豆的是个姓马的妇女,她的叫卖调子是“卖红豆米米啰,红豆米米煮炸腰了呀!”在叫卖声中,她特别突出那个“红豆米米”的音节。定南人对“红豆米”一词相当敏感,因为“红豆米”与女性生殖器有关,于是卖的人边喊边笑,买的人更为快活。这么一喊,这人的生意出奇地好,以后,她又加上豆腐卖,生活更为好转,用时下的话来说,“是小康而幸福”了。定南城内,没有什么不可以卖,卖黄泥巴、白泥巴,煤炭、柴、都各有各的号子,把个山城渲染得热闹无比。

  定南城内最吸引人的景象,是放伙牛。放伙牛往往是农闲时,“九九加一九”,耕牛遍地走之前,春暖花开,牧牛的孩子不冷,春风春雨催长春草,孩子们便去放牛了。晴朗的天气,放牛娃沿街喊,“放牛喽、放牛喽”,各家便打开厩门,牛自动走出来,越到街尾,牛就越多。讲究一些的,还挂着牛角,呜呜呜一吹农家就知道放牛了。放伙牛是有规矩的,各街的牛各自成伙,分别走东南西北四门。牛到山坡,便各自吃嫩草,几头聚在一起时,能听到重重的鼻息,嚓嚓嚓的吃草声。晚饭时节,各伙牛归来,一进城门,牧童便喊:“招呼摊子牛来嗷!”有调皮的牛,要想伸嘴触碰摊子上的东西,牧童赶过去,一声吆喝,牛便自动离开,调皮不听话的,给它一鞭子,牛便悻悻地走了。牛都通人性,到自家门口,会自动走进去,主人忘记开厩门,便乖乖地停在门边,不停的反刍磨牙,待主人来开门。牧童最怕的,是牛走错了街道,对撞另一街的牛。这时,身体强壮的公牛便站在最前列,长长的吼叫,继而两头公牛对撞,八只蹄杂踏着,牛眼闪出电光,角与角碰出焦雷一样的咔咔声。闻讯赶来的大人们,各自拽着自家的牛尾倒拖。碰到壮硕的水牛打架,拖牛的人被甩倒在地上,观看的人便高兴得如看电影。这时,年长的老人便喊,拿火来,于是,近些的人家便拿竹竿,用铁丝绑了帕子,淋上煤油,点火伸过去。火一烧,牛便撤开,主人家便封住,赶回家去。放牛的季节,就有牛肉吃,滚坡伤了的牛,不能做活路,主人卖了,屠夫便杀来摆在肉市上,如果是打伤了不能再恢复的牛,也是杀了卖肉。

  定南这小城非常平静,就是牛打架这种事一年难碰到一回,倒坡是经常有,吃牛肉就是放伙牛的季节,平时是见不到的,牛是庄稼人的命根,何况,宰杀耕牛是政府行文禁止的。3月过后,就是春耕,吆喝牛犁田的声音就在北门、西门外响起。涨端午水后,蛙声如潮,催人入梦。

  (二)

  定南这地方,人们都较为贫困,大多数人连5分钱一张的电影票钱也掏不出。偶尔有一两场露天电影,小城便热闹起来,连城外新街,龙潭的人都赶来,这是小城的节日。逢到这个时候,或者是政府要宣传什么事为聚拢群众放电影,或者是哪家娃儿到生产队地里偷包谷,被逮住,按“乡规民约”罚款放电影,这叫“吃香利”。于是,这被罚的人家便号啕了。

  没有露天电影看,孩子们便聚在一起玩,猜天上的星星有多大,年纪大些的,便告诉小的“有簸箕大”。原子弹是什么东西,年纪大些的便说,那东西美国才有,是用手掐,从飞机上掐一坨丢下来,指头这么一截,会把定南城炸翻。这些我都信过。听到摆鬼的故事的时候,几天不敢上街,街上没有灯,有月亮的时候,小城的各条街道,到处是孩子的声音,游戏中夹着歌词:莲花板板翘,火烧对门坡,雷打板凳脚,火烧大岩脚。栽白菜,吃白菜,栽一窝吃一窝,老板,按倒哪里摸。月亮婆婆,点点哟哟,张家吃酒,李家唱歌,唱个哪样歌?唱个南山北大歌。10点钟光景,各家的妈便长声吆吆呼喊,娃儿应答着。麦收后,蟋蟀多了起来,便下河抠胶泥,吐口水反复捶炼至柔韧,做盒子关蟋蟀,各条街道都在斗蟋蟀,满街都是蟋蟀的打斗声。

  环城河,早些年常流不断,冬天最为冷清。春暖花开季节,大姑娘、小媳妇拆下被面,到河里浣洗。没钱买肥皂的人家,到树上摘皂角来,将皂角用捣衣棒捶碎,夹在被面间用捣衣棒不断地捶,然后漂洗。不多时间,从西门到北门的河边,花花绿绿地一路晾下去。城里最热闹的是七月半,接死去的亡人,各家门前,都堆封好纸钱的包,有钱的人家,差不多要堆有一个小大人高,下黑以后,点上火,满大街都是呼呼燃着的封包,有讲究的人家,还摆上案桌,点上香烛,供祭品。小城笼罩在一片烟雾里。断黑以后,人们就到河里放灯,初放的时候,河里是一片光明,去30多米,便翻掉一半,100米以后,就所剩不多了。城关小河水浅,河床不平,是不宜放河灯的地方。七月半大众烧包之前,常有妇人啼哭,数着哭,那是新亡人家,听着凄惨,要是旁边还有一个小娃的人家,众妇人便上前去劝着,有的劝着劝着,自己也哭了起来。

  七月半,八月十五的夜晚,倘是晴朗的天,便在西门对山歌。印象中有个六十多岁的老者,姓姚,一晚下来,连对十几个对手,声音不高,但清晰。定南人唱山歌,要求歌的内容赶内容,如果对不上来,转换别的内容的话,你就输了。所谓“会织布的梭赶梭,会唱歌的歌赶歌”。在朗月的映照下,小个子老头,清清嗓子,山羊胡子一翘一翘,开了个头:昨夜一梦梦得刁,梦见耗子偷核桃,核桃壳硬难啃破,架起柴来用火烧。对歌的答:耗子只是偷包谷,倒二才说啃核桃;物和物间要比对,我来教你两三招。这种歌一直对下去一唱一答为一个来回,唱得好的要有几百个来回,唱到妙处,听众齐声喝彩。唱的歌词,有的诙谐,如这首:公公老到六十六,跑到后园摇若竹,天上落个牛卵子,打倒公公鼻梁骨。唱山歌很少有女人上阵,如果有女人上阵,听众更加热烈,内容都是男歌手要拿女的当婆娘,女歌手要拿男的当儿,粮食关虽然饿肚子,有时还能听到一些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便绝迹了。

  小城人最艰难的是1960年至1962年的粮食关,一阵冰雹将所有的粮食蔬菜打绝,于是饿饭年头就来了。这地方,不知哪年,种了那么多洋槐树,城内城外,到处是槐花的香味。1960年、1961年最为缺粮的时节,就上山挖蕨根,摘槐叶,生吃槐花。将蕨根放在碓窝里舂,然后放到水里淘,将淀粉滤下来,晒干,蕨根粉就出来了,微红色,合着槐花槐叶,半饥半饱忍着,将粮食咬牙攒着,待到没有槐花,野菜时度命。

  定南人饿肚子,浮肿、干瘦,不断抬死人丢出城去,一种不满情绪就出来了,这与我的三都家乡人比较,普定人要“人格”一些,即使得不到,普定人也要去探索和争取,这也许是普定精神的一个侧面,比起我的家乡,还要文化许多。饿了饭,还要集体出工,出工不出力,耽误庄稼,于是,定南人想到单干,“单打单,独打独,豆腐干,炒腊肉”。定南人的远见,在二十年后果然实现。“十年难逢金满斗,百年难遇岁交春,岁交春,不死天子死万民”。这是定南人对饿死人的宿命解释。在饿饭之余,定南人还忘不了诙谐,有个人称甘疯子的老头,借酒壮胆,在街上大声吆喝:大儿子,是党员;二儿子,是团员;老子的肚子,饿成古老钱!

  粮食关,人是无精打采的冷清了,鸟却是活跃起来了,本来有不多的乌鸦,散布在四周山头的大树上,可以恰到好处地用“月落乌啼霜满天”来印照。死人多了,丢在塔山坡、伙牛大坡上,乌鸦就繁殖起来。晨起,但见黑压压的,遮天蔽日地飞出去,黄昏又成群结队飞回来。那年头,定南城外的乌鸦成百上千,连一向猖狂的鹞子、苍鹰都不敢到低空寻食。乌鸦能发出多种叫声。那些乌鸦可着嗓子,扇动翅膀喊着,“要娃,要娃,要娃!”有的站在高高的枝上,说:“肥哟,肥哟,肥呦!”

  饿死大人的,成了孤儿,城外天王旗就有个孤独院,有几十个孤儿。但孤儿院收不了这么多,孤儿和饿得逃学的小孩子学扒窃搞“摸包自救”。有个叫石驼驼的驼背,就带了十几个徒弟,他教徒弟勤学苦练扒窃技术。那年头,物资奇缺,一个干部一月工资,只能买一只三斤重的鸡。乡下人到城里来卖红萝卜,一斤可卖到一块,花生卖一角钱三个。那些在梭筛搞水利工程的苏联专家,不屑于讲价,中苏关系紧张,要撤回去的时候,一角钱三个的花生,一手就拎走一袋。乡下人的这一叠钱就被石驼驼,小何幺他们盯上了。赶场天,只要听到乡下人号啕,一定是被摸包了。乡下人叫扒手为剪钮子,只要抓到剪钮子,人们就一拥而上,粮食关打剪钮子是小城的一道风景。

  (三)

  这个小城因是朝廷与西堡少数民族对峙的前线,除作为防御的城墙修造坚固而外,民居多是低矮的小青瓦木屋,个子高的人手能摸到檐口,稍为好点的人家,可以再升一层,搞成个二滴水的小楼房,还是小青瓦屋面,大晴天的时候,站在东华山顶,只见参差的小青瓦屋面,挨挨挤挤,屋瓦顶上,隐隐约约蒸腾着蜃气。街道是青石板铺就,年代久远,脚步将石板搓得光滑无比,老百姓大多很穷,建不出什么留传后世的古迹。民国时期,伍效高倡议将堤台坡下文庙改建为建国中学,其父伍西堂捐资仿西式建筑修西堂图书馆,再后修儒臣楼。再往堤台坡上走,是万寿寺,道光三十年(1850年)所建的一个庙,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,城绅华伟堂将万寿寺创办平南学堂。这些建筑,隐含着古风和西式的成分,算是定南城的标志性建筑。城内的较有观赏价值的建筑就只是伍孝高宅第,临街面宽12米,经深约六、七十米。也是仿西式建筑。城西有关圣庙,明国初年城绅胡锡侯将庙建为定南学堂。东华山上有四道亭阁,有进山牌门,县城西门外有贞节牌坊。城内的钟鼓楼并不高,不是定南人说的:普定有座钟鼓楼,半截还在天里头。显眼些的建筑,还有一座教堂。

  定南人除了在大荒年和大的政治运动中无暇顾及玩以外,其余不荒不歉的年成,碓、磨、碾子、连枷、风簸的响声交织着,有吃的还是比较喜欢在节日外出游玩一下,密密匝匝的刺槐花在外地人眼中也许新鲜刺激,但本城人司空见惯。城外玩的地方还是有,西门外半里许的张家箐林,就有一座传教士建的大墓,气势恢宏,墓前的十字架是方石柱打就,高六米,墓志是英文,翻译过来是:我的母亲是英国人,来到贵州的普定。文字叙述母亲来普定病逝埋葬,而自身又不得不离开普定,回到出生地去的经过,语调甚是凄凉。这墓损毁于“文革”。出西门往安顺方向去,离城两里的伍孝高家坟地,占地近10亩,称为伍家墓庐。解放后看墓人走了,只有气宇轩昂的两座大墓和竖起的石柱。文化革命时,墓被挖开,里面出来的女尸,年龄八十有余,寝被衣服完好,似乎刚睡,但几小时后即风化。王家湾也有墓地,也竖有坟墓的标志性建筑,字是书法家毛竹峰所书。城外的天王旗,垂柳夹岸,水碧如镜。有乡绅张一普母墓。乡绅张一普,家道殷实,民国时到湖南做生意,正碰上湖南农民运动,张断定,将来此运动会波及全国,普定不能幸免。张一普回来,斥巨资为母打造坟墓,以后纵情山水,散尽家财。此墓雕工精湛,是普定坟墓中的精品,至今完好。再远一些,就是陈旗的戏楼,下坝天龙山寺庙,操子堡莲花古洞,陇戛铁索桥。

  定南城开有茶馆,茶馆里说书,所说的都是隋唐演义,三侠五义故事,年岁高些的老年人,往往听到夜12点以后,茶馆里坐着的,几乎都是家中经济稍宽的人。门外站着的,是付不起茶水钱的白听客,即使是再冷的天,门口也是挨挨挤挤。说书的嗒嗒嗒敲着响木,绘声绘色地讲述那些故事。到“且听下回分解”时,人们恋恋不舍地走出茶馆,准备明天掌灯时候又来。那时《彭公案》、《施公案》、《三侠五义》是学校的禁书。学生的辨识力不强,就如今天的网瘾,有的学生被剑侠书所迷,连功课都误了。

  城里的住户,大多还是农民,吃过晚饭,早早睡去,正应那句古话“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”。所以,晚上的街道,还是比较清静。解放后禁了多次鸦片,但吸鸦片烟的还是有,货源还是来自解放前那些富户,农会没搜查到的烟膏,100多元一两不时的流到地下烟商手里,烟商又找买主。我知道的王九爷和甘龙爷就是一直没停止过鸦片,只不过是吞烟泡。有一天甘龙偷了王九的烟泡,王九装不知道,就把耗子屎弄成一颗泡子,甘龙偷吞了后,发觉不对劲,两个老者闹了一架。在小城里,能吞烟泡抽鸦片的人不多,这些人是民国时期的余孽,小城人睡时,他们起床,人们入睡,他们就起床了。粮食关那几年,城里还有暗娼,人们叫她们“呵儿匠”。

  从粮食关逃出命来的人们,吃饱了肚子,过年时节,还是呼朋唤伴,到城外去游玩。就像安排好的程序,从初一到十五,总是要游过下坝的天龙山和莲花洞后再安排其他的项目。县城附近凡是能游完的地方,都要去走一遭。但是,城里人从不去玩塔山坡,虽然近得抽支烟的功夫就到,且又呼之为“文笔塔”,但年节中,从没有人去过。

  (四)

  塔山坡有个典故,传说张家人建一座桥之后,有一法士经过那里,说了一句咒语:桥是弓,塔是箭,箭箭射倒张家院。北门正是张家大院,张姓人聚族而居,很是红火。张家大院外是环城河,环城河上张家人修的桥,叫张家大桥。不知是风水的原因,还是巧合。那法士念过咒语后,张家果然不顺。我有个张姓同学,是那里的,成绩不错,人很活泼,小学毕业后,眼睛就瞎了。张家大院还有个叫张风隆的,大学毕业后什么也不做,只想修炼成剑仙,寝室里到处贴有八卦、符章、太极图,每天焚香,口中念念有词。有天,他认为道行已足,提着簸箕上了房顶,拜了四方,念道:诸方神祗,快来佑我。咄,一道白光。架着簸箕,从房顶腾空,随即跌下房来,幸好,只断了一只脚。后来养好了,那脚还是有点跛。张风隆架簸箕云,又让定南人快活了好几年。此人后来挑水卖维持生计,再后来,出家到玉真山寺,还是挑水。塔山坡是定南城丢死娃的地方,那地方晦气,就是有地也没人去种,甭说去玩了。常去塔山坡的,是一个叫叶紫云的干瘦老者,谁家小娃死了,给叶紫云两块钱,他就用草席包着,用稻草裹个“火烟包”放块红炭夹着,路人见“火烟包”冒着烟,便主动避开,塔山坡又增加了个幼小的鬼魂,乌鸦又聒噪着了。叶紫云抱死娃丢塔山坡,还闹了一段笑话,叶紫云喊价,那妇人只出半价,还说“二回勾补”,这让县城人笑得喷饭,死一个够伤心的了,哪还有死第二个的呢?

  定南过年,当街的人家都贴一副对联,各自想反映出一种家境的情绪。“过年年过年年过,新春春新春春新”,“门前守孝三载服,哪管门前四时春”。不知是抄来的,还是卖联的人根据要联人家编的。有个做厨找了不少钱的,以为钱多,染上鸦片,几年就败光了。他自己编的一副对联贴出来,让小城人都觉得经典,对联是:茅台酒五粮液无非是醉,红辣子芹菜酸也要过年。他小学都没毕业,县城人说:“儿喽,穷出智慧来了”。

  时下的地戏、花灯在县外影响很大,研究的专家把地戏称为“活化石”,把花灯划为“西路花灯”。在五、六十年代,定南人并不喜欢这两样娱乐。花灯、地戏都只在春节期间才演,城内的农民就组织有花灯班子。人们称花灯地戏的表演叫“跳”。“跳花灯”、“跳地戏”,也有把花灯叫“玩”的。城外的花灯班子过年时节常爱到城里来跳。做生意的人家,接个灯班子在门口热闹热闹,让街坊来凑个人气,接受灯班子的吉祥恭贺语言,求新年兴旺发达。乡下人的灯班,旦角一定不用妇女,肯定找个俊俏的后生装扮,扮演者身段娇嗔,胜过女人。所以专家评花灯有“阴柔之美”。地戏从不在城里跳,不知是为什么,所以,定南人看地戏,近的可以到龙潭,老马台去看,远的就跑到离城10公里的马官去看,去马官的居多。我看地戏也看出点名堂,地戏表演的人多到几十上百,表演的人都戴脸壳,青纱蒙面,背插小旗,腰系战裙,显得威风凛凛。戏有脚本,如《三国》、《杨家将》、《薛刚反唐》等多种,演员分出战阵,主将领唱,部将附和,音调高亢苍凉,如主将叫阵“曹仁我的儿噢呵呵”“小金老二呕,带马过来”。因定南城内有武功深湛的如毛光辉、宋云臣、陈大眉毛,且亲自看过掌劈青石,手指钻砖,手掌断狗腿骨,我对乡下人的地戏不感兴趣,那种交战只是随便晃晃,并不真打实斗,所以,从未看完一场,不了解戏中情节,至今,地戏中的“小金老二”、“歪嘴老苗,两边讨好”,是出自哪个剧目都不知道,而农村人则是津津乐道的。

  玩龙灯是定南人的看家本事,正月初六,龙灯就上街了,丰年时节,几乎一条街道有一拨龙灯,龙头至龙尾共11节,玩龙灯的人多是壮汉,赤身,各执一节。诱导龙的人手执宝灯。锣、钹、鼓敲击开道,红宝灯在前引路,恭贺接贴人家。龙到接贴人家,红宝灯举于门首,龙头正向,一人说“四句”(类似打油诗)恭贺主人家,内容是发财、考大学、生贵子、升迁之类。一人恭贺,众人应和,接龙人家以红封作谢,谢毕,开始耍龙,龙头随宝灯上下翻动,各节龙身依次追随,接龙人家围龙施放爆竹烟花。正月十五晚,各街龙灯沿街玩耍,至夜,各路龙灯汇聚地势平坦宽阔的西门围耍。玩灯人抖擞精神,龙随灯舞,上下翻腾,一时铁水花、牛角烟花、鞭炮把龙灯罩住,耍龙进入高潮,持续至丑时。冲龙的铁水花为定南人独有,邻近县份都有人来观赏,铁水泼向高空,整个夜空金碧辉煌。地戏、龙灯至“文革”开始就禁止了。1976年以后,才又战战兢兢地恢复起来。

  粮食关后,定南人照着老辈人的规矩过几年平静日子,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就来了。先前,人们莫名地兴奋。首先是学生,既是学生,又用不着去背英语单词,记数学公式。年纪大些的男女生,谈恋爱,用他们的话来说,是“安逸”。年纪小的,就到图书馆偷书,下河游泳。先前,县委、政府派工作组到学校指导革命,把家中父母是地主、历史有问题的拉出狠狠斗争。被斗的人,惶惶不可终日,才16岁的少年,不到半月,青丝染上白霜。不久,南下串联学生到来。普定中学学生兴奋起来,“原来是这么回事”,“文化大革命”本来就是破“四旧”的。于是,建立“红卫兵”组织。那些先前主持斗争会的由共青团员变成红卫兵的又带人毁坏古迹。万寿寺、东华山、塔山坡上的古迹,悉数损毁。抄家,当然对是历史有问题的,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、坏分子、右派,统统不放过,所有书籍,旧照片,瓷器,只要看到是所谓封建朝代、民国、有外国人名的,统统的打包拿走。没有印年份的,如玉器、古玩通通没收。红卫兵很有“我手持钢鞭将你打”的气魄。所有的书籍,字画通通运到场坝上,堆积如山,一火炬之。那些金器、玉器,后来不知其下落。

  既然,“学生无罪”,学生就不斗学生了。于是,成立革命组织。这革命组织成立是有些讲究的,名字要取得保险。最保险又有艺术性战斗性的就从毛主席诗词中寻找。于是普定中学的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,“今胜昔”、“倒海翻江”、“丛中笑”就来自毛主席诗词。学校如此,机关单位也如此,农村的生产队也是如此,人人都能革命。人们的工作,都是写大字报,标榜自己最为革命,指责别人不革命,只有我最忠于毛主席。几个人的战斗队毕竟力量薄弱,于是被看好的革命组织就逐渐有人靠拢,组织越变越大。到1967年初,“毛泽东思想造反兵团”、“红旗”野战军等大组织出现。几个大组织的出现,为后来的大规模武斗埋下了隐患。

  1967年10月,几个大组织代表联合,在县人武部“支左”下夺县委,县人民委员会的权。组建“普定县革命委员会”。1969年7月31日,定南城又陷入炮火之中。两派观点不同的组织,联合外县的武斗势力,在县城展开激战,进攻方3000多人,高射机枪都用上了。守城方只有千人,武器是从武装部抢来的,只一天,就被打败。定南又在贵州出了一回大名。

  在“文革”期间,这个定南小城又显出了它刚正不阿的特色,这特色里面有厚重的历史积淀。

  “文革”中,定南城里不断有“新鲜”事物出现,如将干部全部放到“五七”干校劳动,把学生全部上山下乡,学大寨,但城里人并不认为那些“新鲜”东西是正确的,他们仍持着自己的观点。城里人都认为,当官的走资派将来还是会官复原职,上山下乡的知青将来还是能“搞到事”,对所谓“走资派”还是尊敬有加,对“知青”都非常客气和宽容。对民国时期做过事的知识分子,充满同情,很显出普定人的“远见”。

  在大唱毛主席语录歌那段时间,定南就有人就将“下定决心”那首改编成“下辈儿孙,不怕牺牲,抬出饭来,不论干稀”。这种歌从没有人去“告密”,也没人追究。1970年以后,四八五部队一个连进驻普定,定南多数人瞧不起他们。他们一来,就把定南城里的漂亮姑娘瞄上了。定南的小伙子们很反感,有时几个军人在前面走,后面青年就唱。歌词是将军队爱唱的《葵花向太阳》那首改编,叫“葵花炒得香,嘿,一角钱二两,嫖婆娘,不用钱,就是大方向。”四八五军人在定南城闹了不少笑话。他们在街上走,碰到不顺眼的,就呵令站住,问“什么成分?”,如果是贫下中农,拍拍你的肩,表示亲热,如果老实回答出“地主”一类,就会遭到训斥刁难。这些老广兵把“成分”叫成“澄分”,这让定南人快活了很久。不久,四八五部队就调走,并且分散了。定南有人幸灾乐祸说,他们是林彪的嫡系部队。

  定南人学东西很认真,特别是外来的,有用的事物。文革中,各地户口查得紧,那些粮食关被饿跑外出扒窃谋生的孤儿寡崽回来,带回来摔跤技术,青年人都练上了。摔跤风持续了好几年。因为有正义感,又打得凶,县城里到水城钢铁厂,盘县矿务局当工人的人,在那些地方都很获得外地人信任和敬重。

  “鬼神、阴间”,在定南,有人信,有人不信。南门坡脚褚场上去王家湾的路边,就有几座坟,月色晦暗的天气,偶见一披发女人,在坟边活动,看见过的不止一人。我家所居住的政府没收的地主陈家老房,也是怪事连连,我没见过,但我弟蒙萌常见,以致回三楼的家,他总是退后几步,一口气冲刺上去。他给我说,石墙洞有白耗子出入,二楼转拐处有白衣白发女人。后来,太平农场劳改队来将木房改建砖房,在夹墙里挖出不少银锭,在地坪下挖出一坛大洋。定南人还信“走阴”,谁家娃儿惊惧昏厥,一定是遭“走阴”了,有时还能猜测,是XXX“走阴”的。“走阴”的都是活着的人的灵魂作祟。

  1979年,县革命委员会搬到县城外,拉开新城建设的序幕,老城与新城就隔着城关小河剖分了。

  老城的钟鼓楼、西门的牌坊因修路拆了。城墙撤了。县一中只有文庙还在,天主堂、文昌阁、关圣殿都不在了。东华山亭阁,文笔塔是后来修复的。公路边、田坝、山坎上的槐树林都不见了。定南无处不井,无水不鱼的历史远去了。二滴水的小青瓦屋面已被改造,小城失去了原有的“定南所”的韵味。城外的小河连澡都不能洗了,别说饮用了。

  定南人不愁衣食住行了,但许多美好的东西又消逝了。在老城,我度过了一生最旺盛的年华,但只是虚度。这种经历不能再有第二次了,因此,我凭着回忆写下了这些文字。

  本版图片由普定县地方志办提供

  友情策划:戴冰 (省作协副主席、市作协主席)

  王尧礼 (《贵州文史丛刊》编辑部副主任)

责任编辑:彭钥嘉

延伸阅读
    网友评论(共0条评论,查看精彩评论,请点这里)
    用户名:     密码:    匿名发表